新京报: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 担起环保之责


原标题:访谈|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承担环保责任

要注意经济手段的作用,不要过分依赖行政手段。这是可以向发达国家学习的经验。例如,前面提到的环境税是一种有效的经济措施。

地方政府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执行者和管理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该条例明确了地方政府是改善环境质量的主体。

那么,地方政府如何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呢?《新京报》记者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常继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徐金涛共同探讨了这一课题。

生态环境保护离不开国情。

新京报:你对目前地方政府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总体情况有什么看法?

徐金涛:地方政府对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尤为重要,但我认为他们在某些方面做得并不好。经过这么多年的环保工作,一些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仍然比较严重。我认为地方政府在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链条中是薄弱的。因此,现在有必要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让地方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有所作为,这是改善我国生态环境的关键一步。

新京报:地方政府在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面临哪些困难?

常继文:环保部门垂直管理体制改革后,很多地方反映县级政府的环保工作没有起点,因为县级生态环境局已经成为市生态环境局的一个分支,造成了县级政府想履行属地职责却没有专业部门和权力执行部门的尴尬局面。

因此,有些地方仍然保持原来环保部门的管理体制,即县环保部门仍然在县政府的控制之下。然后比较两种环境保护管理体系中哪一种更合适。仍然有必要观察,不要一刀切。

徐金涛:跨区域协调是当前环境保护政策需要解决的难题。许多污染问题不是一点污染,而是一个跨区域的污染问题。因此,只在一个地方进行环境治理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在更大的范围内共同进行。因此,要防止一些地方成为污染企业的“避难所”,需要一个良好的跨区域协调机制,制定相对一致的政策也非常重要。

北京新闻:你认为环境保护不能脱离中国国情的观点怎么样?

常继文:过去几年,中国经济一直面临下行压力。7月,我去调查,发现一些地方政府工作人员难以支付工资。可以想象,这一挑战对当地生态环境部门来说是多么具有挑战性。

因此,从大趋势来看,生态环境保护不能脱离国情。换句话说,为了让地方政府做好保护生态环境的工作,一些环境保护战略和政策既不能落后,也不能太激进。它们应该牢固地建立起来,而不是损害当地的经济活力。

环保策略过于激进,导致失业。公众不会支持它,当地政府也不会。即使他嘴里喊着“是”,他心里也不会支持。在生态环境中这样做是不好的。过于激进也可能导致一些“错误纠正”现象,最终导致暂时的解决办法,而不是永久的治疗。

徐金涛:我认为最好的“魔法咒语”是有效的经济手段,比如环境税和排放交易。这可以降低环境改善的社会成本,增加地方政府收入。如果地方政府真的想做好保护生态环境的工作,关键是通过增加收入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种联系现在相对薄弱。

“贫穷”不是污染环境的理由

北京新闻:环境税如何激励地方政府?

徐金涛:不仅可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环境税也可以促进各部门之间的协调。环境税的前身是排污费。一方面,费用低,另一方面,费用必须与污染企业谈判。此外,所收取的排污费基本上是由环境保护局用来解决本身人手和人手不足的问题。因此,排污费既不能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不能促进各部门之间的协调。

但是转向环境税是不同的,因为环境税是地方税,地方政府可以控制它。这样,当地政府的积极性就会被调动起来,同时,他们也会愿意出面协调环保部门和政府部门如税务、财政、工商等方面的问题。

我以前为当地政府做过一些咨询项目。如果一个项目是由一个独立的部门领导的,那就比较难做,但是如果这个项目是由当地政府领导的,那就容易做。

新京报: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征收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相同的环境税合理吗?

徐金涛:某个地方的空气和水被污染了,这不仅可能来自当地,也可能来自周边地区。因此,为了解决某个地方的污染问题,其环境税率应该与邻近省份的税率一致。如果税率比其他地方低,很可能出现污染“避难所”的现象,污染企业都会搬到税率低的地方,最终导致污染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

新京报:环境税会不会增加企业负担,进一步影响当地经济发展?

徐金涛:环境税不是也不应该是一种只会增加企业负担的税,而是税制改革的结果。只有通过税制结构改革,才能进一步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的选择。

理论上,环境税是一种没有副作用的税收。当征收环境税时,其他税收也会相应减少,这样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大体平衡了。因此,无论这个地方有多穷,也不会因为征收环境税而出现经济衰退。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每个地方政府都说自己穷,想发展污染产业,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才会走上低碳发展的道路?“贫困”不是污染环境的理由。

我们应该重视经济措施,但不要过分重视行政措施。

新京报:对当地生态环境质量(如空气和水质)的排名能否促进当地政府进一步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常纪文:有用。前一段时间,我到广东省惠州大亚湾进行调查,因为今年1月至3月的水质改善成果被生态环境部点名表扬。当地政府(惠阳区)特别高兴,于是主动“添加更多代码”。

排名有促进作用,但它是有限的。关键是解决根本原因。让我举个例子。就像苏南和苏北、安徽和浙江一样,这两个地方的经济实力完全不同于一个水平。只有把这两个地方排名,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如果两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相等,或者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好,另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不好,那么排名效应就会明显。

徐金涛:如果一个地方政府经常出现在一些名单的底部,它也会影响相关负责人,甚至可能影响他的晋升。如果生态环境部

徐金涛:一是充分发挥公众的作用,二是充分发挥非政府环保组织的作用。在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这两种力量的作用是不够的。在发达国家,非政府力量在推动政府改变其行为和政策方面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当然,中国也在努力改善。目前,在环境保护领域,公众的力量越来越大,民间环保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大,一些环境领域的行政诉讼也越来越多。

此外,我们应该重视经济手段的作用,而不是过分依赖行政手段。这是我们应该向发达国家学习的经验。例如,前面提到的环境税是一种有效的经济措施。

新京报记者萧隆平实习生刘思花园